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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国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无异于后来的美国，是自由人的避难所，新的机会、新的财富、新的思想的源泉，直到这一形象后被玷污。人们指控它是帝国主义，说到做不到。根据这一处方，法国人是教育、理想、气度所造就的，他的修养不凡，人人仰慕，世界各地许多有教养的人讲起法国文化来简直把它当成宗教。巴黎是他们的麦加。可是，如今这一处方已经失效，法国不再代表世界性的文明，法国的老一套修养对民主时代来说未免太讲究了，法语敌不过英语的优势。因此，做一个老概念的法国人就像参加入会条件古里古怪的老式俱乐部。 另一种处方起源更早，强调使法国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之处，而不是人类共有的特点。这就意味着把法国人纳入一个共同的模式，以排外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依据。拿破仑梦想让每一个儿童在同一个时期学习同一篇拉丁语文章，只不过表现了他追求清一色、好让他高枕无忧的愿望。
这样，产生了法国人的固定形象，一种容易辨认的显而易见的局部现象，但是这种概念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充分定型，因为法国人从来不认为自己可以综合成单一的类型。他们原来并不相当于约翰牛(起自一七一二年)或乔纳森兄弟(十九世纪美国人的别称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称山姆大叔)的典型形象。好人雅克是大革命前贵族对平民百姓，尤其是对农民的“轻蔑的叫法”。贵族们认为自己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。道德先生是市侩气的布尔乔亚。
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发明了杜邦先生或迪朗先生之称。奇怪的是怎么用这些名称来代表一般的法国人。既不是特别常用的名字(根据电脑的统计)，迪朗在北部和东部更为罕见。法国常见的姓氏是马丹，贝尔纳其次，托马又次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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